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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
在农业生产方面，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秦国比较早地开始使用牛耕田。秦国用牛耕田比其它诸侯国都早，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了别的国家的重视。有一次，赵国准备同秦国打仗，赵国君臣在朝廷上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大臣赵豹对赵王说：赵国当前无法胜过秦国，不能与秦国交战。
他所举出的原因，就是秦国“以牛田，水通粮”。赵豹说的“以牛田”，就是用牛耕田，这证明：
(一)用牛耕田在秦国比较普遍；(二)在当时只有先进地区才可能普遍用牛耕田，至少赵国未达到秦国的水平。否则“以牛耕”决不会成为赵不能战胜秦的原因之一。
秦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牛的喂养，如在《秦律》中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主持评比耕牛，对耕牛喂养好的“啬夫”、“牛长”皆有赏，喂养不好的要受罚。重视耕牛，反映了耕牛在秦国农业生产方面的重要性；而用牛耕田，则表现了秦国生产力的跃进。
同时，铁工具也在秦国得到普遍推广，秦乃是使用铁工具较早的地区之一。战国时期，铁工具首先在这里普遍使用，是十分自然的。在秦国政府内，专门设有称“左采铁”、“右采铁”的“铁官”，管理铁器的生产。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战国末期秦国能够修建一些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是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战国末期，秦国土地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加，使秦国的劳动力得到了不断补充。尤其是秦国实行“招徕三晋之民”的政策，对秦国之劳动力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所谓“招徕三晋之民”，就是对韩、赵、魏等国来秦的人民，给予田宅，并免除三代徭役，令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而秦国原来的人则专门从事打仗。这样三晋人民纷纷逃至地广人稀的秦国，成为秦国生产力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水利工程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战国末期的秦国具备了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条件。在这期间，秦国修建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程。
都江堰是秦昭襄王时代的伟大的水利学家李冰父子领导当地人民修建的。在蜀地成都平原，自然条件虽好，但过去由于岷江没有治理，危害很大。岷江发源于今四川省松潘县羊博岭，由发源地至今四川省灌县，长达三百七十公里。岷江上游地势陡峻，江水从万山丛中急流穿过，一到成都平原突然减慢，挟带的大量泥沙到这里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雨季，江水泛滥。雨量不足时，又会形成旱灾。
公元前二五〇年前(秦昭襄王晚年)，当时的秦国蜀郡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决定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改变当地面貌。
都江堰是治理岷江、变水害为水利的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主要由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三个部分组成。分水堤又叫分鱼嘴，修建在今灌县的岷江中游江心的天然滩脊上，是一个形似鱼嘴的卵石沉积的建筑物，把岷江在这里分成内江和外江两部分。外江主要宣泄岷江的洪水，也可以用作灌溉。
在岷江右岸玉垒山凿开的一条缺口叫宝瓶口，内江江水从这里通过去灌溉农田。在宝瓶口对岸修筑了飞沙捻和人字堤，可使枯水期间的大部分水流进内江，保证灌溉，洪水来时，过多的水量越过飞沙埝翻到外江。这样不仅减少了内江的水量，而且江中的部分泥沙也在这里沉积下来。在水小时，内江水占六成，外江水占四成；水大时，内江水占四成，外江水占六成，这就保证了内江的灌溉和安全，使整个工程起到防洪和灌溉等多方面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成都平原有三百万亩的土地得到灌溉之利，使这里真正变成了“天府”之国。
郑国渠是秦统一中国前夕在关中地区修建的一套灌溉系统，主持修建的是从韩国来的水工郑国。
郑国渠修建以前，关中地区的渭河平原由于雨量少，经常发生旱灾，大片的土地上汛出盐卤，很不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公元前二四六年(秦始皇元年)，郑国领导秦国的劳动人民开凿了一条水渠，将泾水引入洛水。这条水渠全长三百余里，在主干渠旁伸展着许多支渠。渠水经过的四万余顷土地都得到灌溉，渠水所含的泥沙又对盐碱地起了改造的作用。从此，关中大片土地变为肥沃良田。
三、农业水平的发展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工程的修建，到战国末期，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专门著作，已在这里出现。收入《吕氏春秋》中的《任地》、《上农》、《辨土》、《审时》，就是完成于战国末年的农业科学著作。《吕氏春秋》是来秦的许多学者编著的，其中当然反映了秦国的情况。
从《上农》等四篇著作中，可以看出战国末期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些情况。.这时人们对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生产过程，如土地利用、农具使用、时令、虫害、精耕细作等等方面的经验，均有总结。有些生产技术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集中地反映到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上。如关中地区自郑国渠修成后，在渠水受益地区，粮食产量每亩可高达一钟(相当于现在二百多斤)。其它地区农作物的产量也普遍提高。战国初，李悝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推算：一个人种百亩地，可养五口人。
但到战国末，有些地方已超过这一水平。
《吕氏春秋·上农》中记载：耕坏田的，一人可养五口之家；若耕好田，一人就能养九口人，而且“可以益，不可以损”，就是说还有增产的可能性。这也反映了秦国的生产水平。
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再加上鼓励开垦，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到战国末期，秦国的粮食积贮得相当可观：政府的粮仓里都积满了粮食，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仓库。栎阳的仓库则为“二万石一积”；而首都咸阳的仓库更大，竟为“十万石一稳”。这些粮食当然都是地主阶级政府从劳动人民手中搜刮来的，但首先是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前提的。
四、手工业生产
商鞅变法以后的一百余年，秦国手工业生产也有迅速发展。
冶铁业和铁器制造业的规模很大，在国都咸阳就有不少官营的冶铁作坊。在秦国还有因冶铁和采矿而“致富数千金”的私营采矿、冶铁豪富之家。由于冶铁手工业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铁器成为习见的东西。
青铜器的制造业，在秦国经济中是相当重要的部门。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仅咸阳一处冶铜作坊，占地就达九百平方米。秦国的武器大部分为青铜制造，从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陶俑陪葬坑发现的大量兵器中，可以看出这些武器的制造水平已达到古代青铜兵器铸造的高峰。有的武器在泥土中埋藏两千多年后，至今仍不蚀不锈，光耀夺目，锋利如新。
陶器制造业在秦国也十分发达。仅在咸阳一地，就有许多制陶作坊，其中有官窑也有私窑。在制陶作坊中，生产出来的陶制品有日常生活用的陶盆、罐、缶等，还有瓦、水管等建筑材料，以及纺轮、漏斗、陶圈等等。用陶制的建筑材料，种类繁多，形制美观、实用。如陶管用来作地下水管道，根据需要制成圆筒形及曲形等各种形状，均为一头大，一头小，以便鱼贯套接。显然，只有在统一安排和计划下进行大规模协作，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
秦国的纺织业，到战国末年达到当时先进的水平。政府官营的手工业作坊中，手工工人世代相袭，不得改业，因此生产的技术水平相当高，最常见的纺织品有丝、绸、绢、锦、麻、帛等等。供贵族享用的丝绸等花色精美，而人民群众一般只穿用麻、帛纺织品。
煮盐、皮革制造和漆器生产发展的程度也很高。政府管理盐的生产和贩运，但私人也有贩运和煮制的。秦国尚武，鼓励军功，而制造甲胄是离不开皮革的。政府和民间都有专门制造皮革的工匠。在秦律中常有罚“一甲”或“一盾”的规定，说明民间也可自制甲、盾。
皮革的制造为家庭手工业中重要的一部分。漆器生产可以从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秦国漆器残片中，看出有较高的水平。在政府中有专门从事漆器生产的漆工和髹工，为贵族制造各种精美用品。
秦国的手工业生产，在战国时期即使不是最先进的，也应属于先进国和地区行列之中。其中有些部门如制陶业和青铜武器制造业，不仅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水平，而且也达到古代同类部门的高峰。
五、商业的繁荣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封建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首先，有许多农产品和地方特产成为专门的商品生产。
《史记·货殖列传》说：在渭河两岸种一千亩竹，就可收入二十万钱。
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既有粮食、竹、木，也有手工业生产的漆器、木器、纺织品和畜产品。在秦国的法律上提到过上述物品的价格，如禾粟一石值三十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值二百五十钱左右，表明它们已进入交换领域。
秦国的商业有官府商业和私商两种。重要的物资如铁、盐等等均由官府垄断。私商是在政府的“市官”管理之下进行贸易的。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就迫切起来。春秋时秦国虽已有“币”，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十分有限，货币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物价段。
秦国正式出现统一的货币——钱，是在公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作用愈来愈大，甚至对于盗犯所犯罪行的轻重，也常以钱来计算，如平民盗窃超过一百一十钱的，就要“耐”为隶臣。
有罪被判刑，也可用钱来赎。钱的应用如此广泛，则政府十分重视货币的铸造就是必然的了。秦国政府坚决禁止私人铸钱，违者给以严厉惩罚。在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秦国出现了几个经济繁荣、地位重要的城市。首都咸阳不仅有巍峨的宫殿群，而且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商业区市，“市张列肆”十分繁华。
栎阳也是一个重要城市，踞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孔道上，有许多大商贾往来这里。秦的故都——雍，虽已不是政治中心，但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随着秦国领地扩大，东方的阳翟、陶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先后均为秦国所有。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之，自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的封建经济飞跃发展，充分显示了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正是由于秦国封建改革较其它国家彻底，再加上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使秦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百余年间远远超过其它诸侯国。至战国末期，它已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弱国，一跃而成为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封建强国，为最后消灭其它割据政权，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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